约书亚：富里身上没有能让我害怕的东西

内容摘要：　形式上消灭了资本，实际上阻塞了市场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形式上消灭了资本，实际上阻塞了市场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⑨习近平在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在理论的总体倾向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有力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焕发了其生命活力。

②关于这场讨论的政治意义，邓小平明确而精辟地指出，它的确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讨论最终在使主客体关系、实践唯物主义、真理观、价值观，中介论、矛盾统一性等问题，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题的同时，也让人们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为何？的问题。(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但这一原则并不违背而恰恰符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问题 对此，学界指出，与抽象的物质观相应，传统教科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限定在研究认识的一般本质及其一般发展规律框架，因而基本停留于近代知识论层面。

当它强调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而不是自然时，得出马克思哲学只研究人类历史的特殊本质，而不研究世界的一般本质时，便具有由强调历史主体而否认历史客体的局限性。将对象作为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对于深刻把握马克思科学实践观和哲学变革实质的价值。乃此‘理也，唯人之所可必知、所可必行。

夫之仰慕、继承、光大的是张载的哲学，视之为正学，并谦虚地说自己才力有限，赶不上张载等先儒。熊先生认为，船山足为近代思想开一路向，可谓深中肯綮。刘越石，即东晋的刘琨，与闻鸡起舞的祖逖均为发愤图强，矢志报效国家、民族的英才。船山哲学在今天可以作创造性转化，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夫之强烈批评佛道二教。不仅理是气之理，同时，气是理之气，遵循理可以成就其气

[8] 《文汇学人》，第175期，2015。不具备这种能力，便无法进入中国古典的世界。当初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亦可作如是观。这一点，正是共生共成一语最为重要的意旨所在。

其二，在诠释传统之外，现代中国哲学自然还有建构理论、解释当下的方面。对于西学素养、文献基础和国际视野这三元一组的观念来说，国际视野应该最容易理解和不发生争议。不然，非但事倍功半，甚至会拾人牙慧和重复劳动。[1] 最初发表于《江汉论坛》，2003年第3期，页38-40，不久即被《新华文摘》2004年第1期全文转载。

这一观念首先是经验事实的总结。但是，一来通晓诸多西文绝非易事，二来英文如今仍是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知识的主要语言和文字载体。

一旦不知自律甚至心存投机取巧之念，纵使一度可以眩外以惑愚瞽，终不免落入贻笑方家而不自知的境地。否则的话，稍能有些思考，便自我膨胀，陷溺于一点单薄的想象力，总想标新立异，结果往往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并不能真正建立自我而成一家之言。

总之，就西学素养而言，我的看法可以用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中的这样一段话概括：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而言，关键不是用不用西方哲学的问题，而是用得好坏与深浅的问题。或者说，缘于当下的一些相关问题意识，至少构成我重新思考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背景因素。至于反向格义，我在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一文中尤其进行了回应，指出了其中的误区。其次，比较哲学既不是为了趋同，也不是为了求异。换言之，对于现代中国哲学来说，无论成败、好坏和深浅，西方哲学的引入都是一个基本的存在。[4] 三文后来一并收入我的《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

与此相较，援西入中则是对二十世纪以来现代中国哲学产生和发展模式的一种客观描述和概括，并不预设和包含任何价值判断。对以西解中来说，中也完全成为消极被动的方面，西则是完全主动的作用方，如果不是施暴方的话。

因此，所谓人物和问题的不同取径，其区分也只能是相对的。诠释与建构常常呈现为一种水乳交融的状况。

甚至经过历史考验的西方学人研究中国古典的杰作，如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等，如今也应作为我们相关研究的基础文献。二、回顾与总结 就我对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初步思考来说，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以及中国哲学研究的三个自觉这三篇论文可以构成一个单元。

换言之，对我来说，文献既不限于单指子部的典籍，也并非仅就经部而言。现代中国哲学的诠释和建构，都不能回避西方哲学的因素。换言之，对于什么是哲学的理解，会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关于哲学方法论的思考。事实上，对于如何理解哲学，我曾在考察唐君毅先生哲学观的文章中有较为充分的讨论。

当然，除了上述三篇论文，我还有一些论文与反思中国哲学方法论也有直接关系。如果不能虚心平气地认真吸收既有成果，无论视而不见的蓄意忽略，还是竞胜与立异的为赋新词强说愁，都非但不能取得后出转精的进化之效，反而要么拾人牙慧，要么强词夺理，同样落入退化之途。

但学术思想的发展，也并不存在进化论的必然。用我以前文章中的话来说，即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建立，无法也不应当通过与西方哲学绝缘的方式来实现。

朱熹的《四书集注》、焦竑的《老子翼》、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郭庆藩的《庄子集解》这一类的著作自不必说，诸如顾炎武考索古典的《日知录》、容庚研究青铜器的《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研究甲骨的《殷虚卜辞综述》等成果，对于现代的我们来说，也同样应该作为思想诠释和观念建构的文献基础。另外，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指出，对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反省，更应当体现在具体成果之中，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反思之上。

显然，如果说哲学史以诠释为目的，哲学以建构为追求，那么，就现代中国哲学来说，如何看待和处理哲学史与哲学的关系，我的看法也就无需赘言了。显然，中国人文学研究的任何一个课题，恐怕都已经在海内外积累了相当的成果，如果我们中文世界的学者不能具备一种全球的眼光，自觉地将中国的人文学（不只是中国哲学）放在世界学术界的整体范围中来加以考察，充分吸收和消化海内外既有的研究成果，那么，真正的推陈出新是不可能的。首先，我在提出文献基础这一观念时，完全不在经、史、子、集这种传统区分的框架之下将文献限定于其中任何之一。当然，无论如何，对相关研究善会其意，察其得失，都可以成为进一步思考的助缘。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只有各美其美不被理解为孤立主义的老死不相往来，天下大同不被理解为无差别的铁板一块，我才能将费孝通先生的这句话引为同调。首先，西学素养的提出与强调，是基于西方哲学早已内在于现代中国哲学这一事实，提请从事中国哲学者必须不断加强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在充分吸收和消化的基础上使之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养分。

这与那种不善于理解别人而只会自我想像的情况相较，前者的深厚与后者的单薄，其差距是不可以道里计的。这显然表明，我对于现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无从闪避的关系以及现代中国哲学作为一种比较哲学的判断，无论情愿与否，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然接受。

同时，这一观念也是回应那种将西方哲学全面清除出中国哲学的主张。就此而言，以人物为对象的选题，至少对哲学的研究者来说，仍需以探讨问题（思想观念）为归宿。